背包客旅遊泰瑞家用電器維修服務站＠遺世獨立撒丁島 尋遠離義大利本土的童年

這段話，被英國作家D.H.勞倫斯書寫在遊記《大海與撒丁島》裏，作為出發前對20世紀初歐陸殘留蠻荒滋味的一種想像。

100年過去了，全球化和歐洲經濟一體化，讓我不可能相信撒丁島還能繼續自在地徜徉在歐洲文明之網外。汽車衛星導航直指的山區腹地，一定也成了販賣民族風俗的好景區吧，島上原住民薩德人的起源，早因數千年的多番混血，而無法追溯了。

寬闊的高速公路證實了我對現代文明無孔不入的悲觀預期，畢竟是老牌發達國家，本就不該指望來這裡看什麼原始民俗風情。其實，之所以出現通往內陸腹地的高速路，是因島上發現一些礦產資源，於是工廠來了，可人們旋即失望地發現，極其有限的產量，並不能解決多少當地人的就業問題。當然，即便是“笨豬五國(PIIGS)”之一，即便就業率嚴重下降，山裏人依舊慵懶地享受著經濟高速增長時代帶給自己的紅利。漫無邊際的盤山公路上車影稀落，但一到鎮上，卻停得滿滿噹噹。節日，自古至今都是撒丁人的重要時刻。民俗節會有什麼節目？什麼時候開始？路邊的資訊中心秉承了當地人懶散的風格，一律一問三不知。那就別等著想象中的圓圈舞、祈雨儀式甚至策馬長矛決鬥了，跟著人群順著小山坡去鎮上人家看看吧。

撒丁島的女人

在駛往內陸腹地的途中，淇指著峽谷那邊驚喜地說：“懸崖上有座城市。”

1926年，有一段對那座懸崖之城的描述：

“努奧羅鎮幾乎與世隔絕。偶爾有人到鎮上，也是騎馬而來，女人扶著男人騎在後頭。只有在節慶或狂歡假日大街上載歌載舞的時候，單調的生活才有些變化。”

這是瑞典學院授予作家格拉齊亞o黛萊達女士(Grazia Deledda)諾貝爾文學獎時的頒獎詞，“她出生於撒丁島的努奧羅鎮(Nuoro)上，在那裏度過童年和青少年時代，自天然環境與當地人民生活中汲取的印象，後來成了她文學作品的啟示與靈魂。”

如今，努奧羅小鎮早已升級為同名省的省會，人口也從黛萊達少年時的8000增至4萬，至於馬匹，早已不是主要的交通方式而成為紀念逝去歲月的節慶節目。冷清的廣場上，一輛像是從動畫片《汽車總動員》中開出來的復古雪鐵龍萌得耀眼。

廣場上閒侃的人們都跑到臨街一個別致的院落裏，中心位置擱著一張桌子一個麥克風，3個男人輪番走上前。正當我以為這是一個競選演講時，麥克風前的男人唱了起來，旋律簡單而重復，尾聲處引來一陣喝彩。下一個男人登臺，又重復著之前的曲調並得到另一番掌聲，每個長句結束時，身後還有另外幾個男人發出低沉的和聲。原來這是一場即興詩歌創作競賽，既有唇槍舌劍的辯論性，也具歌唱色彩的音樂性。一側的墻上寫著一串兼有義大利語和撒丁語的詩句，甚至冒出4個形狀古怪的漢字“百花齊放”。一些巴爾幹模樣的藝人開始倒騰帶來的箱子，小提琴和吉他漸次奏響，絕不喧賓奪主地加入這場“詩歌快男”。

一個共產黨員的自白

我是在回國許久後，才意識到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這個貌似在高中歷史教材中出現過的名字，與某日下午在撒丁腹地走進的那所房子之間的聯繫。“Gramsci，是一百年前的一位著名左翼記者，義大利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卡羅在路上給我介紹這個陌生的義大利名字。

葛蘭西故居的墻上寫著他從獄中寫給母親的家書

即便是週六下午，吉拉扎鎮(Ghilarza)也冷清得可以。如若商店全拉下卷簾門，遮住裏面的手機和家用電器，鎮上將是一副凝固了百年的景象。這裡的居民彼此認識，貓貓狗狗們都有著自己定向的軌道，咖啡店主慢條斯理地弄好一杯卡布奇諾後，與親戚般的顧客和對面洗衣房的店主交換些極其“重要”的新聞，重要到足以在附近浩淼的Omodeo人工湖(它曾是全歐最大的人造盆地)上激起漣漪的新聞，比方說，紀念撒丁守護神的Sant’Efisio節日中哪家人不能來了，誰家20歲的老姑娘總算要嫁出去了。

可就是在這麼一個時鐘都已停轉的死氣沉沉的小鎮，在惟一的主幹道Umberto大街上一所不起眼的兩層小房子裏，在法西斯主義開始醞釀並將無孔不入的19世紀末，閉塞之野的一個男孩，竟然逐漸形成堅定而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思想。

葛蘭西兒時的臥室

7歲時，葛蘭西和他的6個兄弟姐妹隨父母從北部來到吉拉扎鎮，他的父親是房產登記員。小學剛畢業，葛蘭西就因家境困難而輟學。“我的造反本能從兒童時代就針對富人，我各門功課都很優秀，卻不能繼續學習”，葛蘭西在後來的回憶錄中寫道。少年時代，已經初步形成階層意識的他開始閱讀《前進報》等社會主義報刊，17歲在卡利亞裏接觸到馬克思的著作後，他旋即建立起自己在社會經濟問題上的獨特觀點。和那個年代所有的進步知識分子一樣，離別故土後，學業和社會工作讓年輕的葛蘭西與舊體制進一步決裂。意共與中共一樣成立於1921年，隨後墨索裏尼為首的法西斯就篡奪了國家政權，葛蘭西成了逮捕令上的頭號人物，並在1926年末入獄。“我們要使這個頭腦20年不能工作”，在檢察長的這番詛咒中，這個無比強大的頭腦還堅持運轉了11年，直到最終這顆頭顱再也帶不動在牢獄中拖垮的軀體。葛蘭西于1937年4月去世，年僅46歲。

這所兩層的小房子，除了陳列葛蘭西一家在吉拉扎生活時的物件，還展示了大量寶貴的書信，有的來自他被捕入獄前的《火與玫瑰》，有的來自《獄中書簡》。客廳的正面墻壁上，是一封寫給母親的信：

“謝謝您寄給我的錢，我應該可以為耶誕節買來一片潘娜托尼麵包，就像您直接喂到我嘴邊一樣。當然，我更想嘗到一大盤家鄉的方形餃……媽媽，原諒兒子不能留在身邊孝順，甚至很可能這一輩子都無法再與您見面，我知道您也無法理解兒子為之奮鬥的那些理想，可是……”

無論歷史如何開著荒誕的玩笑，激情澎湃的年代總能為這個選擇遺忘的世界留住那些最光輝的理想瞬間。卡羅和麗塔小心翼翼地檢視並消化著凝于葛蘭西故居的這些瞬間。連貝盧斯科尼名字都不願聽到的這對夫婦，其實有著溫和的中左意識形態，“因為天主教的信仰，或許我與共產黨無緣，但我認為自己是一名社會主義者，我們理應有一個互助友愛的理想社會。”

101歲的老共產黨員Mu先生，總在追憶他的那些女人們攝影/鄭淇

次日黃昏，卡羅帶我去以居民長壽著稱的Arzachena鎮，拜訪了101歲的Pasqualino Mu先生。萬萬沒想到，這位老先生就是共產黨員，而且在去年百歲時的公開演講後，還繳了上一年的黨費呢。

Mu先生的助聽器壞了，正送去店裏維修，所以跟卡羅聊天時，不得不讓一旁的孫媳扯開嗓門大聲叫喚，另一邊的漂亮的曾孫女對此早就習以為常，跟小貓在沙發上做著遊戲。老先生表達欲很強，如若不是卡羅需要替我翻譯成英文，偶爾甚至需要孫媳從撒丁土語先進行一番翻譯，Mu的嘴是不會停下的：

“我從來沒有過子女，(等等，房間裏的孫媳和曾孫女是怎麼回事？)我結過兩次婚，第一次持續了沒多長時間，第二次妻子因太高齡而無法生育。不過我說沒有子女，只不過是法律意義上的。年輕時我有過太多的女人了，都搞不準究竟有幾個血緣意義上的子女，但其中的一位非婚生女兒後來找到了我，這位幫著翻譯的女士，正是那女兒的兒媳。

有故事的地方

“我1910年出生於Berchidda山村，那時騎馬到這鎮上都得3小時，一次不慎從馬背上摔了下來，在腦門上留下了這道疤痕。那時的撒丁是個非常和睦的社會，窮人家如果孩子太多負擔不過來，就會送給有能力的家庭撫養，對方也會像對待自家寶貝一樣拉扯他們長大，完全沒有親生和領養的差別，這在宗教和社會上都是廣為接納的好事，公有制社會也就應當這樣吧。我在7歲時失去雙親，有著400畝土地的叔叔就讓我去幫忙照看他那443頭山羊。

“20歲時，我搬到Arzachena鎮，在鐵道上工作，我非常清楚地記得是在1929年7月7日那天，我們落下了第一段枕木。在二戰時期，即便是義大利這樣的法西斯國家，也還能堅持失去雙親的年輕人無需上戰場的原則，那陣的撒丁北部幾乎不受戰火波及，村裏日子過得反倒比城裏寬裕。當然，作為軍需運輸需求的鐵路上，也還是比較緊缺，很多工友只能分享定量供應的麵包和蔬菜。

“幹了18年，我因為抽煙太多以及鐵道上的粉塵，造成呼吸道不暢，就停薪留職，等到1950年得以正式退休並獲得一筆撫恤金。醫生曾告訴我‘你想戒煙，沒指望了’。結果，我從第二天開始到現在，60年過去了，還真就再沒碰過煙，這或許就是典型的撒丁脾氣吧。1952年我開了鎮上最早的綜合性商場，當時以經營服裝為主，1980年，還因誠信經營，被羅馬主流報紙《信使報》頒了獎狀。我從小就愛打獵，退休後有了大把時間，跑遍整個撒丁島和義大利本土去狩獵，直至1993年，我都是當地狩獵協會的主席。

曾孫女見證著貓兒和Mu先生一道變老攝影/鄭淇

“要說我長壽的秘密，除了成功戒煙之外，或許還因午晚餐都來那麼點適量的紅酒，以及和堅持吃草(卡羅說他也搞不清，但確信不是說沙拉)有關。現在這所房子裏，沒什麼東西比我老，鎮上倒是還有一個比我還大一歲的老友，只要助聽器好著，我們還經常見面聊天。我可以不戴眼鏡讀報紙，更值得自誇的，是這口牙齒，從沒看過牙醫。”

末了，Mu先生還非要來一番簡短有力的人生總結：“我這輩子，最大的兩個愛好，一是打獵，二是女人。”